义和团运动的事件背景、事件经过、历史作用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义和团进据北京时也有奸淫据掠的劣迹。义和团事件通常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义和团的参与者被称为“拳民”。义和拳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义和团传单抄本,声称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俱是所生,并以蓝眼睛为证;灭洋的方法除了练拳外,就是拆铁路,拔电线杆。“ 其一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交战场面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大富豪稳包六肖央视网消息:记者从昨天(10月24日)民。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线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美国改变策略,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以培养亲美势力。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英国后来也退还了部分赔款。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在中国公众看来,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径愚眛,在联军势力前备受羞辱,一再显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与无能,其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违抗中央命令,事后没有受罚反而得到褒奖。各地方开始被容许出现不同于中央的政治意愿,自始中央集权开始解体。十年后,公众对清政府的反感达到了顶点。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再次违抗清室,宣布独立。最终清朝灭亡,民国始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一直影响整个民国政局。

  义和拳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继续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与及她的继承人也认识到无论先前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此以后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实行了多种新政,但始终无法扭转形势。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义和拳暴乱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的、武斗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中(名单系由台湾教团推荐),大多数被“封圣”的圣徒是义和团运动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国方面看来则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也凸现了教廷方面与中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事后梵蒂冈教皇曾为封圣日与中共十一国庆撞期而道歉,但无意改变封圣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中共认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橡胶增仓缩量 期价小幅收跌。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而将刚毅比作,敦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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